摘 要：针对目前日益严峻的“乡村病”问题, 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是推进乡村可持续发展和促进城乡融合的重大战略, 也是破解“三农”困境, 实现全面小康的必然要求。通过探讨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结合空间粘性理论, 剖析了两者的战略耦合机理, 以国内外典型地区的发展模式为例, 提炼了二者战略耦合的实现路径。结果表明: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均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两者互为联动、相互促进;结合不同类型的战略耦合模式, 从不同角度得出依托式发展、吸收式发展、反哺式发展以及互惠式发展路径, 为全国范围内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耦合的实施提供理论参考。

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后, 城乡地域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社会结构都出现了较大变化[1]。与此同时, 农村地区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农业综合生产力极大提高, 农村现代化面貌逐步改善。十九大提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现阶段的不平衡主要体现为城乡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城乡居民收入比波动较大但总体呈现弱化趋势。近些年来, 农民收入不断增长, 但相对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仍然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这与农民整体收入水平起点低密切相关, 除此之外, 农民收入增长的稳定性低也导致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这一现实问题。一方面农村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支持, 但另一方面, 城镇化过程中也遗留了许多“乡村病”, 比如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引致的农村老龄化现象、留守儿童问题等。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 抓住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成为解决“三农问题”、解决城乡矛盾的有力抓手[3]。城乡发展不平衡是经济发展的短板, 因此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成为补齐城乡发展不平衡这块短板的得力之举, 两者互相促进、相辅相成、协同发展。

纵观国内外文献, 尚未对乡村振兴的研究范畴和理论定义形成共识, 但城乡问题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发达国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也经历了人口拥挤、交通堵塞等“城市病”问题, 许多国家一直在探索、实施适合本国发展振兴乡村的战略措施:亚洲国家以日韩为代表的“村镇综合建设示范工程”和“新村运动”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欧美国家以美国的新城镇开发建设、英国的农村中心建设和法国的“农村振兴计划”为典型代表[4,5,6]。国外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较为广泛, 经历了从结构功能视角、政治经济视角和社会建设视角三个阶段, 从不同层面展开了论述。而关于新型城镇化, 国外学者侧重于城市化的角度, 主要关注城市化发展质量的研究以及城市化产生的影响方面。

国内学术界专门针对乡村振兴战略研究不多, 对乡村振兴或与乡村振兴相关的学理性阐释也较为缺乏。关于新型城镇化方面的研究较为成熟, 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新型城镇化作了研究分析, 有一定的理论基础[7,8], 但是关于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较少。整体上看, 传统学界在探讨新型城镇化问题时, 较普遍存在将新型城镇化发展作为主要目的, 而将乡村振兴发展置于辅助地位, 将两大战略结合起来, 明确分析其关联点、关联线和关联面的研究相对较少[9,10]。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乡村振兴战略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战略, 成为我国“三农”工作的重要抓手, 这是针对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应对举措, 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效突破口, 也是国家对城乡关系的进一步认识理解[11]。因此, 本研究拟从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内涵维度, 在空间粘性的理论基础上, 对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耦合机理进行阐释, 通过国内外典型区域的案例分析总结出优质的实践经验并将其提炼到实现路径, 以期为全国范围内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提供理论参考。

一、理论基础

(一) 乡村振兴内涵

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核心是“战略”、关键是“振兴”、靶向是“乡村”。是新时代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战略、新部署、新要求, 在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的基础上实现了质的飞跃。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归结为“五大建设”: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 重在资源整合、产业培育、经济转型与收入增长;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内在品质衡量的关键, 重点在于优化农村环境、改善人居环境质量,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绿色产业, 形成低碳绿色生活方式;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主体价值塑造的保障, 关键在于乡土文化的传承、思想观念的转变, 最终构建和谐社会, 增强乡村振兴的软实力;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主体基础[12], 关键在于基层组织建设、民主自治、科学决策与治理机制的创新, 明确了如何凝聚农村各方力量振兴乡村的问题;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目标导向, 关键在于村民要享有平等参与的权利, 围绕他们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把乡村真正建成幸福美丽乡村。

(二) 新型城镇化维度

新型城镇化的概念最早是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 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是: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业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以及和谐发展, 是不同形态的主体 (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农村社区等) 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在逻辑上是传统城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 两者并不是泾渭分明, 新型城镇化是对传统城镇化的发展扬弃, 更加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这一优势, 关注宏观经济发展;同时新型城镇化在传统城镇化的基础上加以改善, 进一步协调社会经济、城乡之间的发展。新型城镇化和以往传统城镇化最大的不同在于以农民利益为核心, 不是简单的人口城镇化, 而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实现从乡到城的跃迁, 实现从城乡统筹到城乡融合再到城乡可持续发展, 最终达到“人的无差别发展”。所以本研究用产业城镇化、绿色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来阐述新型城镇化的维度。

(三) 空间粘性理论

空间粘性最早由经济地理学家Markusen提出, 国内学者从传统的经济地理学中“区位优势”概念引出战略耦合的理论基础——空间粘性, 它是一种生产活动空间位移时产生的成本。一般来说, 空间粘性的高低取决于生产活动主体 (要素) 对距离的敏感程度, 对距离越敏感的空间粘性越高, 对距离越不敏感的则空间粘性越小。空间粘性的高低还取决于生产要素的复杂程度, 要素越复杂的粘性越高, 反之则越小[13,14]。空间粘性存在尺度之分, 一是本地尺度上往往会形成产业集群, 主要是因为占地面积越大对地域资源需求越高, 导致生产活动主体不愿迁移;二是在区域尺度上, 空间粘性主要表现在生产活动对人才、制度、环境政策的依赖;三是在国家乃至更大尺度上, 空间粘性还体现为生产活动对市场、宏观政治环境、贸易壁垒的依赖。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耦合的尺度属于前两种, 本研究在总结前人研究基础上将战略耦合分为四种 (表1) :依附式耦合、吸收式耦合、反哺式耦合和交换式耦合[15]。

表1 战略耦合模式分类

二、机理阐释

城乡差距缩小、城乡均衡发展是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目标, 通过探讨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和维度, 结合空间粘性理论, 可以深入剖析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耦合机理 (图1) 。

图1 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耦合机理图

(一) 产业兴旺与产业城镇化

乡村产业兴旺为产业城镇化发展提供要素支撑。一般说来, 乡村产业发展不仅仅只有农业, 还包含第二、三产业。但是我国许多农村地区只有第一产业, 第二、三产业发展缓慢。乡镇企业也曾经“异军突起”过, 后来由于国家政策的调整, 乡村第二产业不具有竞争优势, 发展规模不大。即便是第一产业发展成农产品加工业, 产地也是集中在城镇产业园区内。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首要任务就是解放、发展乡村生产力, 因此产业兴旺首当其冲。产业是一个地区发展的经济基础, 乡村产业是否兴旺直接关系到农村产业结构发展、农业科技水平和农村市场程度[16]。乡村振兴以产业兴旺为战略重点, 要求发展乡村新产业新业态, 有助于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 实现多样化产业开发;乡村产业兴旺意味着农业科技水平提高, 农业生产组织化、规模化对城镇产业可持续发展十分有利, 有利于形成城镇产业集聚;产业兴旺随之带来的农村市场化程度提高, 可以促进产业城镇化进程中发展外向型产业。

产业城镇化是乡村产业兴旺的“粘合剂”。通过资本、科技、人力要素的流动, 引领城乡一体化,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17]。产业城镇化作为城镇化的发展动力, 是指二三产业在城镇经济结构中逐渐成为主导产业的过程, 产业城镇化可以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发展的可持续度和产业的外向性延伸来促进乡村产业兴旺。首先产业城镇化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农村特色产业, 从而完善农村产业结构, 提高非农产值所占比重;其次产业城镇化要想产业可持续发展必须提高科技水平, 通过科技要素流动到乡村提高农业机械化综合水平;最后产业城镇化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吸引更多的资本要素流入乡村, 提高农产品商品率, 鼓励农户多参加经济合作组织等。

(二) 生态宜居与绿色城镇化

生态宜居是绿色城镇化建设的内在之需。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最理想状态, 绿色定义了农村工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质量要求, 明确了乡村振兴的品质要求。乡村生态宜居是绿色城镇化建设的内在之需:从自然环境看, 农村地区尤其是城市周围的农村地区为我国的城市生态宜居提供着绿色空间与生态支撑;从人工环境看, 生态宜居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根本变化。因此需要秉持资源开发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并行的生态可持续发展原则, 从而升级产业结构、转变消费方式, 最终推进绿色城镇化建设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社会环境看, 生态宜居意味着生态意识的提高。优良的生态文化可以增强民众的绿色环保意识, 形成人与自然共生的绿色理念, 最终全面提高城镇环境质量, 发展绿色城镇化, 实现城乡统筹。

绿色城镇化为乡村生态宜居提供保障。生态文明视角下绿色城镇化道路, 是一条旨在实现生态美丽、生产发达、生活美好的生态城镇化道路。绿色城镇化的发展观与乡村振兴“生态宜居”的理念相契合, 为乡村生态宜居提供保障, 有助于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绿色城镇化提倡节约资源、环境友好、低碳环保理念, 生态环境的好坏已成为反映城镇化水平高低的标准, 在这样标准下的城镇化进程可以为乡村创造良好的自然环境宜居;绿色城镇化进程不仅仅是自然环境的改善, 还有人工环境的改善, 安全饮用水、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家庭信息化覆盖等都是为乡村人工环境宜居创造条件[18];绿色城镇化进程中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直接影响到农民的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 通过乡村公共服务的改善为乡村生态宜居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 乡风文明与社会城镇化

乡风文明是社会城镇化延续发展的内核。乡风文明塑造乡村振兴的主体价值, 为乡村振兴提供保障。乡风文明可以起到积极引导、良好规范、凝聚力量的作用。文明乡风为乡村振兴各方面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是社会城镇化进程得以推进和延续的内核。首先乡风文明的建设通过文化教育建设提高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提高村民的整体文明素质以及生存技能, 这无疑为村民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提供了重要保障, 客观上减少了城乡冲突, 促进了城乡的融合发展;其次乡风文明建设通过公共文化的发展端正农村乡风, 农村乡风正不正, 直接关系着我国村民对待生活、家庭、社会和自然的态度, 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社会城镇化的进程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最后, 为了促进农村文明建设, 不能忘记乡土文化本身的独立性, 不能牺牲乡土文化本身的主体性, 也不能以依赖城市文明的方式发展。应当在乡村文化特色与城市现代文化相融合的基础上发展, 让民众不仅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还有文化的开放包容。

社会城镇化为乡风文明建设提供依托。社会城镇化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开展公共设施配套供给活动, 以及相应的商业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移风易俗、涵养乡风文明是新常态下我国农村建设的基础所在[19]。社会城镇化通过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为乡村文化教育建设助力;社会城镇化通过公共设施配套供给体系的完善为乡村公共文化发展提供载体, 完善的制度建设和公共服务配套体系使农民积极融入城市生活让乡村的优秀文化得以传承;在社会城镇化的背景下, 给当地村民的自我发展和自我提升创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社会环境, 使其在不自觉中受到良好乡风的熏陶, 自觉吸收文明乡风的价值, 并内化为自身的品质, 从而达到提升农民素质的目的。

(四) 治理有效与空间城镇化

治理有效为空间城镇化提供基本方向。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关系着乡村治理的主体性。治理有效的要求在于高效性和组织性, 调动一切主体参与到乡村振兴中, 最终构建一套自治、法治、均衡发展贯穿其中的乡村治理体系[20]。首先, 乡村治理有效通过法制建设控制了民事纠纷发生数、刑事案件立案数, 确保了乡村治理有效程度, 为空间城镇化中城市用地规模控制提供了思路;其次, 乡村治理有效通过村民自治实现, 政府与农民作为重要的参与主体, 在过去的空间城镇化过程中, 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空间城镇化作为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特点, 面临不同的发展困境和难点, 不仅需要政府还需要民众自觉主动地参与到空间投入、产出阶段中;最后, 从政府主导, 自上而下的治理到村民的积极参与, 这种治理对于城乡均衡发展尤为重要, 均衡发展也是空间城镇化最重要的环节, 为空间投入、产出均衡发展, 从而实现城乡均衡发展提供治理的方向。

空间城镇化是治理有效的载体。空间城镇化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里非建设用地逐步向城镇建设用地转化, 空间结构不断改善。空间城镇化的原始动力是产业的区位选择和空间集聚。空间城镇化的改善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的社会工程。综合治理的形式多样, 有新闻媒体、工作简报、会议交流等多种方式可以为乡村治理构建平台;空间城镇化的改善离不开各方参与, 因此需要充分调动各方力量让全社会参与到城镇化建设中来, 最终达到政府主导, 多方积极有序参与的理想状态, 为村民自治实践提供前提;空间城镇化可以改善农村原有空间布局结构混乱, 居住功能发挥不足以及城乡空间不协调等问题。对乡村进行科学规划布点, 合理规划乡村建设用地、农用地空间布局, 统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为乡村治理有效创造发展均衡的条件。

(五) 生活富裕与经济城镇化

生活富裕是经济城镇化的目标导向。乡村振兴的根本要求是生活富裕, 必然是和广大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富裕, 是一切行为准则的目标导向。乡村振兴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农民过上富裕体面而又有尊严的生活, 因此生活富裕是广大农民的最终诉求, 这也是经济城镇化的目标。生活富裕就是要解决与农民群众最密切相关的收入问题, 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实现经济城镇化的前提条件;生活富裕不仅是看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还要看收入结构是否得到改善, 只有发展低碳循环经济才能把乡村真正建设成美丽乡村, 这与经济城镇化中单位GDP能耗的衡量目标一致;农民住房得到保障、私家车数量上升等体现农民生活质量提升的表现也是经济城镇化的最终追求, 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为目标导向。

经济城镇化是实现乡村生活富裕的根本路径。经济城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可以优化经济结构, 提高经济效率, 这个过程伴随着人口城镇化。第一, 经济城镇化的首要目标是要提高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不管是从地方、国家还是全球看,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是普遍存在的。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首要前提就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所以通过经济城镇化带动农民收入水平提高是第一要义。第二, 经济城镇化通过夯实城镇化发展的经济基础, 以产业升级为依托, 以低碳为取向, 以循环为模式完成农村经济结构优化, 提升经济效益为实现农民收入结构转型提供路径依据。第三, 生活富裕与经济城镇化的战略目标一致, 最终都是通过发展经济提高生活质量, 增强幸福感。经济城镇化通过发展城市经济, 带动乡村经济发展, 最终任务是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的目标。

通过城乡产业、土地、资本、技术、信息和人口等要素的充分自由流动, 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性。二者相互配合、促进, 形成乡村资源要素更多的流向城市, 城市又反哺农村的格局, 最终缩小城乡差距, 努力实现城乡均衡发展。

三、实现路径

现阶段,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已成为我国各区域振兴乡村, 推动城镇化进程, 解决城乡问题的战略选择, 通过总结国内外典型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耦合模式, 提炼适合我国国情需要的发展路径[21,22], 以期为全国范围内战略实施提供借鉴 (如表2) 。

表2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耦合实现路径

(一) 基于政府引导的依托式发展路径

政府在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耦合中占据主导地位, 是管理者、领导者和实施者。我国自上而下的模式根深蒂固, 从开发区建设、新城设置、城市改造和乡村建设都是政府直接运作投资、规划等, 但是政府应该是发挥引导作用而不是大包大揽。特色小镇的发展是农村改革中的一种新形式, 是“小城镇”建设的延续。在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耦合进程中, 特色小镇是一个重要节点, 也是战略耦合的重要载体和平台。植根于乡村又依托城市资源要素的特色小镇, 关键在于要形成自己具有特色的主导产业。一方面在区别于过去的产业园和工业园的同时, 重要的是把人才引进来又留得住, 不仅宜业还要宜居[23]。另一方面特色小镇在政府引导的基础上, 利用城市提供的配套设施, 以企业为主体, 政府发挥引导作用, 帮助解决可能出现的外部环境、资金、人才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最重要的在于依托城市的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等要素资源, 基于要素禀赋原则充分考虑自身的优势, 发展特色产业。

(二) 基于比较优势的吸收式发展路径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耦合需要乡村和城市各自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 一方面乡村通过释放土地潜力, 激活市场的主体能动性和积极性, 培育出乡村新型经营主体, 鼓励那些学有所成的回乡建业、致富能手回乡创业;另一方面城市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 通过鼓励政策吸引企业家、技术人员、规划人才、建筑人才等扎根乡村、服务乡村、振兴乡村。对于乡村振兴来说最好的方式是对农民进行职业培训, 让农村培养出属于自己的技术人才、经营人才和管理人才, 培育出一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队伍, 这都离不开城市的支持。通过吸收城市的人力、资本、载体等要素资源, 打造懂农业、兴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24]。该路径的关键在于激发乡村农业的主体能动性, 开发多种功能, 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发掘农业文化、旅游、教育价值, 将农业与文化、旅游、教育等产业融合起来。现在许多地方主要是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依托乡村自身的自然资源, 吸收城市的人才、资本、技术等资源, 基于农业现代化的基础结合地方民族民俗民风特色, 以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园区、特色小镇、传统村落和田园综合体为载体, 发展功能齐全、特色明显、服务优良、具有示范性的休闲农业。

(三) 基于城乡融合的反哺式发展路径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耦合在初始阶段, 农村养育城市、为工业发展提供要素积累。但战略耦合达到一定阶段, 城镇化迅速发展, 城市反过来支持农村, 工业反哺农业, 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融合发展。一方面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让广大农民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现代化进程中, 共享现代化成果, 形成一种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型城乡关系;另一方面, 城市反哺农村利用城市工业的产业链和产业集团的方式, 通过形成城乡两者相契合的产业链, 农村可以充分享受到城市发展带来的红利, 城市也可以解决人口、就业和生产等问题, 增强地方集团经济的实力[25]。产业链的这种方式可以增强城市工业的带动力, 减少农村产业发展成本, 减少城市工业的损耗费用, 形成产业集聚效应, 同时辐射周边农村发展, 这是工业更好地反哺农业的方式, 最终发展农村经济, 增加农民收入;除此之外, 城市反哺农村, 农村自身也要形成内生机制, 培育对传统农业改造的能力, 即所谓的“造血”机制[25]。归根到底是人才的匮乏造成乡村的收入水平低下, 因此需要建立人力资本的反哺机制, 吸引高素质的人力资本由城市反哺农村, 或者农村自行培育去改造传统农业, 振兴乡村。

(四) 基于双向合作的互惠式发展路径

双向合作的互惠式发展路径从主体上看, 双向合作体现在城市居民、乡村村民、城乡居民、非政府组织、各级政府之间的共同合作, 最终推动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耦合发展。当乡村的区域优势明显, 有独特的区位、拥有稀缺资源、充足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庞大的市场、优良的营商氛围等, 可与城市进行互惠式耦合。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作为推进城乡战略耦合发展的重要手段, 一是创新空间组织模式, 以县镇促进城镇化、带动乡村振兴[26]。创新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耦合机制、共谋城乡发展格局、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共筑市场主体、共享公共产品和服务、共构产业体系、共治生态环境, 实现基础设施、产业链、市场体系、服务平台等点线面的一一对接;二是突出县镇发展的着力点, 尤其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亟待完善的县镇, 建设宜居型城镇。通过产业集聚, 聚集产业、人才、资本等资源, 增强城镇的凝聚力和竞争性, 增强县镇综合服务功能。将县域经济与乡村经济融合起来, 培育一批具有产业特色的经济强镇, 同时为承接、疏解城市产业外溢发挥作用。形成以集镇为中心的生活圈, 为农民衣食住行完善城镇配套设施功能, 最终为促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耦合, 形成以镇带村, 村镇互动的格局。

通过总结亚洲典型代表——日本、韩国, 欧美发达国家——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做法与经验, 结合国内典型地区——珠三角地区的以城促乡模式、浙江安吉的美丽乡村模式、乡镇企业带动的苏南模式以及浙江杭州的中心镇推进模式, 基于战略耦合模式的分类, 提炼出依托式、吸收式、反哺式、互惠式四种适合我国不同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耦合的发展路径。城乡地域是一个综合系统, 不同的地域有其自身的特色、功能和优势, 地域的差异性决定了发展路径的多元化。因此需要因地制宜, 结合不同的地域特点探索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耦合模式, 最终实现乡村振兴, 缩小城乡空间差异。

四、结论与展望

基于中国城乡发展现状、基础理论探讨、机理的阐释和实现路径的探索, 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讨论促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耦合的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第一,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均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两者之间具有互为联动、相互促进的紧密联系。产业城镇化是乡村产业兴旺的“粘合剂”, 乡村产业兴旺为产业城镇化发展提供要素支撑;生态宜居是绿色城镇化建设的内在之需, 绿色城镇化为乡村生态宜居提供保障;乡风文明是社会城镇化延续发展的内核, 社会城镇化为乡风文明建设提供依托;治理有效为空间城镇化提供基本方向, 空间城镇化是治理有效的载体;生活富裕是经济城镇化的目标导向, 经济城镇化是实现乡村生活富裕的根本路径。通过产业、土地、资本、技术、信息和人口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充分的自由流动, 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两者相互需要、配合和促进, 形成乡村资源要素更多地流向城市, 城市又反哺农村的格局, 最终缩小城乡差距, 努力实现城乡均衡发展。

第二, 基于空间粘性理论, 将战略耦合模式分为四类:依附式耦合、吸收式耦合、反哺式耦合和交换式耦合。在这四种耦合模式的基础上, 以国内外典型地区的做法与经验提炼实现路径:一是基于政府引导的依托式发展路径, 政府不是大包大揽而是发挥引导作用, 以特色小镇为例植根于乡村又依托城市的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等要素, 发展自己的特色优势产业;二是基于比较优势的吸收式发展路径, 城乡各自发挥比较优势, 乡村激发市场主体能动性吸收城市的资源要素, 以休闲农业为例将现代农业生产资源和民俗民风相结合;三是基于城乡融合的反哺式发展路径, 以形成城乡契合的产业链为例, 增强地方集团经济实力, 让城市更好的反哺农村。同时乡村增强“造血”机制, 建立人力资本的反哺机制振兴乡村;四是基于双向合作的互惠式发展路径, 形成以镇带村、村镇互动的格局。创新空间组织模式, 以县镇促进城镇化、带动乡村振兴。

第三, 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理论基础还很薄弱, 面对这样的国家层面战略需求, 经济学、地理学等还需要对二者的战略耦合机理、过程以及驱动因素、驱动机制进一步研究, 尤其是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耦合机理需要进一步完善。关于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理论研究, 新型城镇化的理论体系初具规模, 但是建立科学的乡村振兴理论体系势在必行。产业、土地、资本、技术、信息和人口等要各种要素的运动都是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耦合的实现形式, 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涉及到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方方面面, 有关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相关主题研究也亟待展开。尤其是面向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如有必要可以依托专业的研究机构和工作团队深入乡村, 开展乡村振兴实践调研, 科学度量乡村振兴进展, 分类指导、因村制宜。建立系统完备的乡村振兴指标体系, 以政策为重点, 在研究基础上为各地及各部门精准施策提供合理化建议。